钱兴良案在观众看来充满悲情：他并没有杀人，却被司法程序逼到绝境。三家机关中，只有年轻的审判员夏英杰提出怀疑，认为被当作证据的女尸并非于三花，钱兴良也不该被定罪。但夏英杰权力微小，她只能辗转求助于陆则铭、袁亦方等人，最终把死刑改为死缓，才暂时保住了钱兴良的性命。

多年后，真正的于三花归来，揭开了这桩冤案。公众和当局不得不面对因侦查与审判失误而造成的错判。法庭作为最后一道关口，难以撇清责任。作为当年提出异议并参与审理的审判人员，梅芳被调离岗位，夏英杰则被下放到基层法庭，从此生活落入处理琐碎民事纠纷的日常中。

在大史家村法庭，夏英杰处理家暴、邻里争执、牲口纠纷等琐事，磨砺着她的意志。一次尹平案成为转折。尹平是患有智力障碍的精神病患者，曾纵火烧毁胡旭东的牲口棚。考虑到其病情，夏英杰并未要求其赔偿。后来尹平又冲撞他人居所并被铁链拴住，夏英杰见状念及可怜将其放出。没想到当晚尹平被人蓄意杀害，村里人把目光指向胡旭东，矛头也指向曾放人的夏英杰。

此案上诉到滨江中院，由刑庭庭长余高远主审。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，余高远决意以严厉判罚回应社会预期，即使证据并不充分。夏英杰为此讨说法，恳求重新审断。就在她努力之时，一名被释放的罪犯针对她进行了报复性袭击，将她撞死，那场车祸成了她生命的终结，也成为她未能扭转命运的最后遗憾。余高远曾想为她申报烈士，但因为她并非在办案现场牺牲而未能如愿。

表面上看，余高远似乎为公义奔走，关怀同僚；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他设计了一套四步策略，既化解了上级的难题，也借机提升自己的仕途。第一步，他替新任院长澄清责任，强调案发并非在其任内，先把领导的名誉与责任划清。第二步，他将夏英杰曾提出的异议包装为正面材料，主张应当表扬她，以此在公众面前树立法院仍有良知的形象，从而把负面事件转为政治点亮。第三步，他建议院长以主动承担形式赢得民心——表面上揽责，实则借此展现胸怀和担当，为将来施政积累信用。第四步，余高远主动表示愿与领导同担后续处分，替院长扫清后顾之忧，显示忠诚并稳固自身地位。

院长采纳了这套方案，既保护了个人声誉，也为余高远铺就了上升通道。归根结底，余高远的盘算更多是为了自己的前程，而非单纯伸张正义。夏英杰为审判良知付出了生命，她始终不知自己不过成为了他人权力游戏中的一步棋。